他们遭受了以往的穷人所遭受的一样的苦难，不同的是，他们不能或者没有试图把苦难变为公共的共同关怀 ——齐格蒙特-鲍曼
穷人在过去是物质上不足，饥寒交迫，食不果腹所以被称为穷人，而在消费社会下，新穷人不再仅仅是物质上的不足，还包括精神上的向消费主义投降。
标注自己的理解，全靠20年生活经验，才疏学浅难免胡扯，如有不适请指正谢谢！
消费主义的困境与虚伪的自由
消费社会与权力的转义
鲍曼注意到，西方社会已经由生产型过渡到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的社会，消费社会的运转很少需要国家权力的支持，而是取决于消费者依赖市场的能力。
消费社会的运转取决于消费者依赖市场的能力，越是依赖市场，供给者所带来的控制权利越高。
消费社会下的下流社会中的人有一些特征：不仅仅是指收入低、其人际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热情、学习意愿、消费欲望等也与全部都较之一般人更为低下。概而言之，即是对于全盘人生热情低下，其结果导致收入很难得到提高，独身的比例也极高。
躺平，在消费社会中没有足够消费能力，因而是消费社会下的下流人士。
在市场中，不存在任何的权力中心，也没有创造这种权力中心的渴望；不存在可以产生权威性话语的位所，也不存在一种权力资源。消费者时代的来临，意味着社会整合的核心统治模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新的统治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以诱惑取代镇压，以公共关系取代警察，以广告取代权威性，以创造出来的需求取代强制性规范。
消费像是一种信仰，免于控制。
对市场的依赖还由于人的社交能力的逐渐破坏。由于参与者缺乏社交技能，于是人们只能求助于可以进入市场的货品、服务和专家的意见，他们需要市场作为他们的确定性和自信的基础。对可市场化的物品和服务的依赖，很快便转变为一种对市场的从属。
习惯于依赖市场的人会转变为市场的从属者
鲍曼指出：消费者的兴起是公民的没落，越是有技巧的消费者，越是愚蠢的公民。
越是懂得消费技巧，思想被控制的越是彻底
消费自由的欺骗性
尽管消费社会仅仅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其本身无所谓道德的正反面，但在鲍曼看来，必须指出消费自由的欺骗性。这种欺骗性表现在消费欲望主导的自由、快乐和幸福都是虚假的，而且是永难满足的。消费市场为了增强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就需要大量的时尚的广告来诱惑他们时刻处于亢奋和永不满足的状态。
消费社会中一些产品永远无法满足人们需求（挤牙膏的英特尔，针对不同人群差异化属性的电器电子产品），并且广告中的描述不考虑实际需求强行制造气氛，经常搞一些特价活动和借贷免息增强消费者消费能力。
消费社会与政治疏离
鲍曼指出：自由和个人命运已经逐渐变得私人化了。不断私人化的生活都逐渐对政治失去了兴趣，而免于约束的政治则加深了私人化的程度，这就在培植了道德冷漠的同时，也培植了政治疏离。
比如马云、贾跃亭润出国，已经脱离了我们普通人。
对于消费者体制来说，快乐消费是必要的；对于个体消费者而言，消费是一种职责，甚至还可能是最重要的职责。消费者在社会层面上感到消费的压力，因为他们为了在象征意义上与同辈人保持一致，为了发展一个与独特性和差异性相一致的自我认同，为了获得社会的赞同；在体制层面上的消费压力来自提供消费者商品的企业，这些压力是压倒性的、消费者不仅作为一种努力去经历这些压力，而且也作为快乐和喜悦的来源去承受压力。当然，生产和消费的控制结果是一种强有力而更可安全的资本主义体制。至少这种体制是通过个人自由而不是通过压迫来进行自身再生产的，这正是可怕之处。
为了得到自我认同而承受压力去消费，而消费的权利（金钱）源于资本主义体制，这不是通过资本主义压迫工人而进行自身再生产的，是你自己为了社会赞同，自己愿意去承受的压力。
新穷人的权利
从穷人到新穷人
人类历史上的贫穷意味着身体生存的危机，死于饥饿、死于疾病或其他威胁。
所有关于穷人的界定都与既定社会视为衣食住行的当下标准相关联。所以贫穷的内涵和穷人的身份从前现代经过现代到当前的消费社会必然具有不同的历史意义。
贫穷已不单单是资源上的贫穷，更是一种精神上的不平等
在前现代天主教的欧洲，穷人一如其他人事物，都是上帝的子民，穷人饱受苦难，这些折磨是对原罪的忏悔，也是救赎的保证。亦如福柯所言，“在整个基督教传统中，‘穷人’是真实具体的存在，是一种永远个性化的需要帮助的形象，是以人的形象出现的上帝的象征媒介。”因此，穷人是上帝赐予众人的恩泽：如此才有机会自我牺牲，过着良善的生活，也才能悔过而得到上帝的庇护。
在科学时代还未来临的时代，穷人依靠信仰，相信必须要学会“自我牺牲”，才能得到上帝的庇护，这在另一方面是权利控制的工具。
18世纪的人发现，“穷人”并不是作为一种具体的最终的现实而存在着；穷人不是一个受财富波动支配的消极因素，而是一种直接影响经济形势和财富生产的力量，贫穷此时正在逐渐从以往的道德混合体中脱颖而出，贫困变成了一种经济现象。直到19世纪工业革命前，穷人既不是生产者，也不是消费者，毫无立足之地。
信仰被冲塌，穷人认识到世界上不存在上帝
在19世纪的工业革命后，工业主义的迅猛发展需要大量的穷人成为生产流水线的劳动力，正由于此，无产者才可能结合成强大的阶级力量，并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确立起与资产阶级对抗的地位。也正是在此背景下，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开篇就指出：“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物质层面，穷人是匮乏的，但在精神层面，穷人却与富人是均等的，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甚至是更先进的社会政治形态——共产主义社会的先驱力量。事实上，只有在工业主义高度发达的历史阶段，作为无产阶级的典型代表的工人阶级才能凝聚成反抗资本主义秩序规范的力量，因为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财富生产来自于劳动力，人口的增加为工业降低成本而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力的贫困程度与创造财富的价值成正比。正如福柯所指出的那样，“穷人这个角色之所以是必要的，原因不仅在于它不可能被压制住，还在于它使财富的积累变得可能。如果穷人多劳动而少消费，就能使国家富强，使国家致力于经营土地、殖民地、矿山，生产行销世界的产品。总之，没有穷人，国家就会贫穷。贫困成为国家不可或缺的因素。穷人成为国家的基础，造就了国家的荣耀。”
工业革命的兴起，使得穷人的价值在国家中上升，从而成为一股对抗资本主义的强大力量。另外，穷人越多，工厂所需要的用人成本越低，工厂售出的价格可以更低，价格低意味着可以压价与竞争对手对抗，所以，穷人越多，工厂越发达，国家越强大。
在消费取代生产并成为社会运转的轴心的消费社会，穷人无力再与富人和精英势均力敌，而是成为毫无用途的“废弃的生命”和”有缺陷的消费者“。鲍曼指出：贫穷意味着被排斥在正常生活之外，这必然导致穷人的耻辱感、内疚感以及自尊的沦落。贫穷也意味着无力追求既定社会中的幸福生活，这就导致怨恨的积压，并以暴力行动和自我反抗的形式喷发出来。
消费占据主导地位时，穷人是“有缺陷的消费者”，没有足够的金钱参与消费游戏，过不了消费社会中的正常生活，从而导致怨恨积压。
当今资本主义的主要对手不是无产阶级，而是作为传统消费者的穷人。因为穷人去购买商品，而不是因为商品处于热销中或宣传深入，而仅仅是因为商品本身就是他们维持基本生活的急需用品。所以，只要社会变迁还是急需按当代资本主义的逻辑发展，穷人就处于迷失而无助的状态，而且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吸引他们反抗压迫的欲望，更不用说试图寻求新的体制。
资本主义对穷人所依赖的产品供给，生产出永远无法满足所有需求的商品，导致穷人极度依赖，以致处于迷失而无助的状态，并且不曾想过反抗。
无力反抗的穷人
正是由于贫穷在消费社会的内涵变化，穷人不仅表现为物质上的匮乏，而且还有精神上的不平等。因此，穷人不再仅仅与作为社会无产者的工人阶级相联结。
那么，新穷人是否能像现代的无产者那样把贫穷转变为一个推动民主革命和政治变迁的诱因呢？鲍曼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消费社会的新穷人无法类似于无产者一样凝集成为具有阶级意识的实践政党，原因有三：
第一，人类的境况不可能由其历史来决定
第二，生产者与消费者对人类尊严的影响不同。新穷人需要依靠生产者寻求确定性的保障，所以市场对他们也有诱惑力，尽管他们没有被诱惑的能力。相对于现代政治所形成的阶级冲突和憎恨阶级的人格，消费社会中的新穷人并不想消除市场的诱惑，他们也希望加入其中，正如鲍曼所言，“富人不是敌人，是榜样。不是憎恨的对象，是偶像。”新穷人能够在不确定的社会现实中成功勾画出自我构建的过程，只能把自己体验为有缺陷和不充分的人，因而在经验上就独自承担了自己失败的责任;当代的教育理念和体制都强调对人的驯化，并宣称，市场的不景气只是由于个人没有掌握先进技能和文化知识，而不是结构性的经济因素和制度安排的矛盾所造成的。这样，新穷人就无法看到,他们个人的困境是指桑是与更为广泛的公共议题紧密结合的;消费主义的尝试使他们无法相互团结和组织起来,每个人都试图证明自己更有能力获得资源的机会，而不是力图把个人的困境转化成公共议题并通过公共手段解决。
第三，消费社会的新穷人无法获得知识分子的支持从而来武装成对抗富人的阶级。资本与劳动力的分离使劳动力的结构发生变化，工人被剥夺了作为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创造者的角色。所以新穷人不再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在政治上也没有发言权，他们需要知识分子人道主义的怜悯，但却不适于训练成未来世界的领导者。伴随着现代性政治秩序的结构，革命终结了。